隨著商業銀行年報的相繼披露，底子薄弱、“壘大戶”情結嚴重的農商行資產質量情況也浮出水面。4月16日，北京商報統計60家農商行(包括已上市及未上市)2018年年報及2019年同業存單發行計劃發現，近六成農商行披露了2018年末不良率數據，其中有18家農商行不良率上升，15家農商行不良率有所下降，2家農商行不良率與年初持平。在分析人士看來，農商行不良率上升與客戶群體單一、貸款集中度高以及監管部門降低不良貸款偏離度的要求等因素有關，未來應開展差異化競爭來緩解“壘大戶”情結。

 

18家農商行不良率上升

 

北京商報統計了53份非上市農商行年報及同業存單計劃、7份A股及H股上市農商行年報。在這60份農商行年報及同業存單計劃中，有35家農商行披露了2018年末不良率，其中內蒙古烏拉特農商行、濮陽農商行、湖北咸寧農商行、武漢農商行、山西臨猗農商行、黑龍江建三江農商行、湖北襄陽農商行、河南蘭考農商行等18家農商行2018年末不良率較年初有所上升。

 

內蒙古烏拉特農商行2018年末不良率進入“4”字頭，達到4.1%，較年初上升1.63個百分點。湖北咸寧農商行不良率逼近4%，為3.74%，較年初上升了1.07個百分點。另外，濮陽農商行、黑龍江建三江農商行、武漢農商行、湖北襄陽農商行不良率進入“3”時代，分別為3.55%、3.2%、3.59%、3.64%；河南蘭考農商行、張家界農商行的不良率也分別達到2.96%、2.3%。

 

根據湖北襄陽農商行2018年年報，截至2018年末，該行不良貸款余額為5.78億元，較2017年末的2.59億元大幅增加3.19億元；不良率為3.64%，大幅上升1.75個百分點；不良貸款的上升使得撥備計提不充足，該行的撥備覆蓋率由256.25%降至152.66%，接近監管要求120%-150%的紅線。

 

另一家“3”字頭不良率的銀行是黑龍江建三江農商行。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末，該行不良率為3.2%，比年初上升了1.7個百分點；撥備覆蓋率大幅下降85.93個百分點至153.51%，也接近監管要求的120%-150%撥備紅線。

 

不過，值得關注的是，也有不少農商行的資產質量出現明顯好轉。比如，貴州烏當農商行2018年末不良率為11.75%，雖然仍處于較高水平，但是比年初下降了3.22個百分點。此外，內江農商行、云南蒙自農商行、江蘇如皋農商行、新疆喀什農商行等2018年末不良率也均較年初出現不同程度下降。

 

此外，在上市農商行中，目前已有江陰農商行、無錫農商行等7家A股及H股農商行披露了2018年年報。由于上市農商行保持了較好的資產質量控制能力，除重慶農商行和九臺農商行外，其他5家農商行不良率均出現下降。

 

事實上，個別農商行、農信社等小型金融機構的資產質量滑坡、風險抵御能力不足等問題也引起了監管機構的注意。審計署日前公布的2018年四季度**重大政策措施落實情況跟蹤審計結果顯示，7個地區的部分地方性金融機構存在不良貸款率高、撥備覆蓋率低、資本充足率低、掩蓋不良資產等問題。其中，河南省存在不良率高的問題，截至2018年底，河南浚縣農商行等42家商業銀行貸款不良率超過5%警戒線，其中超過20%的有12家，個別商業銀行貸款不良率超過40%。另外，河北省、河南省、山東省部分金融機構存在掩蓋不良資產的問題：2016-2018年，河北銀行、河南中牟農商銀行、山東滕州農商銀行等23家金融機構通過以貸收貸、不潔凈轉讓不良資產、違反五級分類規定等方式掩蓋不良資產，涉及金額72.02億元。

 

貸款集中度高或為主因

 

農商行不良率上升與當前整體經濟環境不佳有關，但更深層次的原因是貸款集中度高、抗風險能力較弱。

 

比如，湖北咸寧農商行2018年年報顯示，截至2018年末，該行前五大貸款行業分別為農林牧漁業、制造業、批發和零售業、建筑業、房地產業，這五大行業貸款合計占貸款總額的59.53%，其中#大貸款行業農林牧漁業余額占比高達15.68%。

 

對于湖北咸寧農商行的資產質量，東方金城國際信用評估有限公司去年7月出具的評級報告中指出，該行對公貸款中房地產、建筑等行業貸款占比較高，行業投放較為集中，不利于信用風險分散。同時，該行2017年末關注類貸款占比達28.27%，未來信貸資產質量存在較大下行壓力。

 

不止非上市農商行，上市農商行同樣也面臨貸款集中度高的現象。重慶農商行年報顯示，截至2018年末，該行不良排名前三的行業分別為批發和零售業、制造業以及建筑業，不良率分別高達4.27%、3.44%和2.14%，其中制造業不良率較2017年末大幅上升了2.06個百分點。

 

對此，恒豐銀行戰略研究部研究員王麗娟認為，一般而言，農商行主要依托當地經濟，與當地經濟有著較大的關聯性，這也容易造成其貸款集中度高等問題，同時加上農商行自身的經營、管理及風控能力還有較大提升空間，因此容易導致不良率上升的現象。

 

另外，監管部門關于降低不良貸款偏離度的要求也使得農商行壞賬風險暴露。聯合資信評估有限公司近期對武漢農商行開具的評級報告指出，2018年以來，該行將逾期90天以上貸款劃入不良貸款，2018年末不良貸款余額50.56億元，較年初大幅增長23.25億元；不良率為3.59%，較年初上升1.38個百分點。

 

在首創證券研發部總經理王劍輝看來，農商行的主要客戶群體都是農村或者基層的小微工商戶，整體的信用水平和盈利能力都相對較弱，再疊加目前宏觀經濟形勢，對小微和農民的收益影響可能會更為顯著，從宏觀層面上決定了農商行不良率會處于高位。另一方面，農商行涉及的相關行業也面臨低迷的局面，比如農產品市場一直呈現持續走低的狀況，進而也影響到農商行的相關業務。

 

差異化競爭化解“壘大戶”情結

 

事實上，長期以來，農商行受限于地域、客戶資源和員工素質等方面因素，已成為壞賬暴露的重災區。而隨著金融去杠桿、監管趨嚴，農商行面臨的不良資產壓力依然存在。

 

銀保監會日前公布的數據顯示，2018年末，商業銀行不良率為1.83%，較上季末下降0.04個百分點，但是較2017年末上升0.09個百分點。其中，農商行的不良率為3.96%，雖然較上季度末下降0.27個百分點，但是與2017年末相比上升了0.8個百分點。

 

分析人士指出，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農商行的不良率仍有上升趨勢。**金融分析師肖磊表示，整體來看，農商行本身涉及的領域是一個較為低增長的領域，這種情況跟諸多商業銀行的業務本身有一定的差別，所以如果整體經濟增長放緩，政策對三農的支持不到位的話，很容易帶來**的不良率。

 

而在農商行整體資產質量承壓的背后，應開展差異化競爭來疏解“壘大戶”情結。王麗娟表示，貸款集中度高會增加農商行的不良風險，尤其是當地經濟發生問題時，對農商行的影響會**。所以，農商行需要提升經營、管理和風控能力，同時，也要有豐富的產品來服務客戶，滿足多類型客戶的需求。

 

肖磊也指出，農商行需要更多差異化的信貸措施，能夠很好地借助當地的信用中介來完善信貸數據的積累，持續做深耕化的服務，可能會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未來資產的質量，降低不良率。

 

“農商行應依靠政府的支持和政策傾斜，使得綜合融資成本盡量降低。同時，政策也應使得農商行的業務相對適當擴大，除存貸款業務外，適當增加一些衍生業務，讓農商行的收入多元化，增加抵抗風險的綜合能力。另外，農商行還要應用云計算、大數據等現代化的科技手段來提升金融服務的質量，改善盈利模式和產品質量。”王劍輝補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