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4月19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工作會議釋放的信號看，中國經濟正趨穩向好，**力度的改革值得期待。

 

會議首先對近期的聲測管廠家經濟形勢做出了積極判斷，認為一季度經濟運行總體平穩、好于預期，開局良好。這得到了數據的印證，一季度GDP增速6.4%，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8.3%，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到57.3%，消費與服務業成為經濟穩增長的有力支撐。而M2、社會融資等金融數據的超預期，也反映出我國經濟正走在趨穩向好的軌道上。

 

各項數據季度性向好，說明前期一系列穩增長政策取得了成效。但也應清醒地看到，經濟的下行壓力不僅來自于短期性、周期性因素，更源于長期性、結構性矛盾。因此，緩解經濟下行、推動高質量發展僅依賴短期政策對沖是不夠的，根本上需要依靠中長期的結構調整與改革。會議指出，經濟運行仍然存在不少困難和問題，外部經濟環境總體趨緊，國內經濟存在下行壓力，這其中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多是結構性、體制性的。

 

值得關注的是，“體制性因素”這一說法**出現。2018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認為，“經濟面臨下行壓力，這些問題是前進中的問題，既有短期的也有長期的，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結構性的”。與之相比，本次會議認為體制性因素是經濟下行壓力的因素之一。這可以看作是高層對下一步政策給出的方向性信號，即穩增長的刺激政策有其邊界，當經濟運行出現好轉、趨于穩定時，短期政策會根據經濟冷熱相機作出調整，不會一直寬松下去。而短期刺激解決不了結構性、體制性問題，必須要深化中長期改革。因此，本次會議不回避問題，釋放出了強烈的改革信號，我們有理由期待**力度的相關舉措出臺。

 

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高等研究院院長田國強對媒體表示，體制性因素可以理解為經濟制度性原因，主要是沒有界定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治理邊界。順著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與社會治理的關系這兩條線索，幾項意在攻克體制性難題、釋放經濟活力的重點領域改革值得關注。

 

首先，在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方面，國企改革看點頗多。國企改革的核心，就是破除舊體制內國企與地方政府政企不分、市場化程度不高的弊病，從而將競爭中性落實到各類市場主體中。根據**發改委的消息，國企混改正在提速。**發改委發言人日前透露，**發改委、國資委擬啟動開展第四批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工作，第四批試點選擇不局限于重要領域企業，考慮到前三批混改試點主要集中在少數重要領域，數量也較少，第四批試點的主要定位是“擴數量”和“擴領域”。國企混改顯現出市場化的取向，如若能夠更深入、力度**、范圍更廣，國企的市場化水平、決策的科學性、經營的效率都有望得到提升，從而作為平等的市場主體與其他企業一道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動力。

 

其次，商品、要素價格的市場形成機制同樣是改革的關鍵。日前，廣西發改委發布通知，從2019/2020年榨季起，廣西糖料蔗收購價退出政府指導價格管理，實行市場調節價，這標志著國內四大甘蔗主產區的甘蔗收購全部回歸市場化。這條消息引人關注，是因為這是一次體制機制改革，標志著“計劃甘蔗”成為歷史。政府定價機制實施多年，蔗農和糖企均有諸多怨言，政府決定價格不但抬高了制糖企業的成本，由于甘蔗種植成本上升以及政府收購價的變化幅度太小，蔗農也賺不到錢。這顯現出計劃體制與政府干預過多的弊端。如今政府退出、市場主導，甘蔗有望實現按質定價，市場機制可以在調節作物價格中充分顯效。不僅是甘蔗，在諸如零售批發等非戰略性領域，我國仍存在政府干預過多、市場定價機制缺位的情況，無法做到按質定價，這也就是所謂“體制性因素”。價格機制是市場經濟的核心，如果能在更多領域進行機制改革，讓市場決定要素與商品的價格，政府只是做好相應的調查統計、監督監測等服務，那么更多經濟領域的活力就有望被充分激發出來。

 

在理順政府與社會治理的關系上，戶籍制度改革的力度或可**一點。此前Ⅰ類、Ⅱ類大城市的落戶限制已被大幅放寬或取消。接下來，戶籍制度改革如何繼續深入仍值得關注。要實現新型城鎮化，充分釋放城鎮化帶來的經濟推動力，需要更寬松的戶籍制度，讓人口和資源要素更自由的在區域間流動，真正實現人隨產業走，由市場決定要素和資源的#優配置。而隨之可能帶來的擁堵、污染等“大城市病”，應當用更科學、**效的城市治理能力來解決。提高社會治理水平需要改革，這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保障。

 

中央政治局這次會議已經釋放出了鮮明的改革信號。在經濟短期改善、趨穩向好的良好局面下，我們更應乘勝去攻克那些結構性、體制性難題，向改革要動力，用**力度的改革激發出更澎湃的經濟活力。